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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應有新舉措

2018-03-06 09:38:32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吳文科 【 】 瀏覽:464次 評論:0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戰略判斷,不僅給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個方面的工作,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且給包括文藝工作在內的整個文化建設事業,提出了新的任務與要求。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新時代應有新作為。對于文藝工作乃至整個文化建設來說,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為此而精準破解影響文藝繁榮和文化興盛的各種困難與問題,便成為我們的神圣職責與光榮使命。

  影響文藝繁榮和文化興盛包括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藝欣賞和文化消費需求的困難與問題很多,但總的路向,在于切實克服文藝生產和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種種矛盾。而文藝生產和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所涉及的領域又是比較深廣的,從大處看首先是地域和人群之間精神文化生活資料供給的不夠平衡。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大國,從文化資源尤其是文化產品的生產供給和消費利用角度去看,城鄉之間和東西部之間,由于種種原因,差異明顯較大;可資開展文化活動和精神消費的必要物質條件,差別也較大;相對于成年人,真正適宜于少年兒童的文化產品供給,也不是十分充足;面對急劇發展的現代社會,各地尤其是偏遠地區對于本地區即家門口傳統藝術文化資源的傳承發展及發掘利用,也未達到應有的水平。這就使得鄉村與西部偏遠地區較之城市和東部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的限制,在物質生活較為落后的同時,精神文化生活的相對貧瘠也是不爭的事實。其次是精神文化產品本身的生產和供給,由數量到質量,均存在著很不充分的問題。僅以筆者所熟悉的曲藝為例,創作表演乃至整個事業的發展,就存在諸多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中華56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曲藝品種,總量達數百個之多,但傳承發展的情況很不平衡也很不充分:城市與鄉村之間,東部和西部之間,漢族曲種和少數民族曲種之間,發展差異十分巨大。特別由于歷史傳統的不同和現實條件的差別,絕大多數曲種由于缺少相應專業的班社和機構,缺乏持續發展的專門條件依托,長期處于自生自滅的自然發展狀態。盡管近年開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力地提振和推動了曲藝的傳承與保護,但由于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以及長期歷史欠賬的嚴重堆積,致使面貌的改變很不樂觀。如何通過加大改革力度,營造適宜曲藝在新時代不斷繁榮和興盛的社會文化環境,便成為亟待全社會都來關注的迫切問題。同時也應看到,當今曲藝的業態狀況,十分不利于依照自身的固有規律健康發展:重形式,輕內容;重短段,輕長篇;重表演,輕創作;重技術,輕藝術;重演員,輕伴奏;重數量,輕質量;重包裝,輕內涵;重宣傳,輕實干,等等,成為制約曲藝繁榮和發展的主要問題。曲藝作為綜合性很強的表演藝術之當代發展,因而飽受“木桶原理”的嚴重困擾。由此帶來的原創匱乏和“曲本荒” ,以及因對自身傳統缺乏全面深刻繼承,導致出現所謂的創新追求往往淪為自我異化的吊詭現象,都構成了阻礙曲藝發展的致命瓶頸。

  為了扭轉并改變上述此類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切實破解這些瓶頸及所體現出來的各種困境,高效完成持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相關任務,有必要進一步強化思想認識,提高工作站位。不將文藝繁榮和文化建設當做簡單一般的“唱唱跳跳”和“讀書看報”去對待,要將此項工作放置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去審視,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觀視野去經營。“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坐井觀天思維和就事論事做法,遠遠不能體現新時代文藝繁榮和文化興盛的豐富內涵和高標追求。這就需要我們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高度中明確思想認識,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大格局中把握精神實質,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理想追求的大目標里鎖定奮斗方向。為此必須要統籌兼顧和協調努力。除了在頂層設計上使文化建設的“軟實力”培育像經濟建設一樣有相應配套的“硬措施” ,在具體實施中更要遵循文藝和文化繁榮發展的自身規律,找準肯綮,精準發力。好在十九大報告對于解決包括文化發展不夠平衡和充分的問題,給出了目標和方向,提供了政策與引領; 2017年初中辦和國辦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文件,也在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提供了非常具體和有力的政策杠桿。關鍵是要找準靶標,分解任務,明確職責,狠抓落實。在這方面,經濟領域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思路,對解決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應問題,也會帶來一些啟示。

  仍以曲藝的繁榮和發展為例,要想給廣大的人民群眾源源不斷提供各類優秀的精品節目,首先要有十分壯大的人力資源隊伍即數量足夠的一流人才。就像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文藝要繁榮,就要“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家大師,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創作人才” 。沒有真正優秀的一流人才,遑論創作和表演一流的作品與節目。而曲藝由來已久的人才隊伍短板,以及創作表演的業態倫理紊亂與機制依托缺陷,嚴重地掣肘著曲藝創演的藝術繁榮。這是由于,相比其他的文藝門類,社會給予曲藝的人才孵化需求所能提供的體制與機制條件很不充分甚至嚴重欠缺。傳統上曲藝人才的培養,主要是通過師徒相授和口耳相傳來實現的。可是,面對新時代新發展對于曲藝專業人才的更大需要,包括創作、表演、伴奏、舞美和理論評論、學術研究、編輯傳播、經營管理等等各類專門人才的全方位需求,除高職教育不久前剛剛設立了“曲藝表演”專業,其他從義務教育到本科教育的各個環節,均未能將有關曲藝的基礎常識、基本技能和系統知識納入正規的學校教育體系。這種現代曲藝人才培養和藝術文化建構的制度缺位,包括高校本科教育“專業目錄”對曲藝專業的設置忽視,以及人才培養和學位授予“學科目錄”對曲藝學科的“戶籍”忽略,已然成為影響新時代曲藝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的嚴重障礙!如何通過強化頂層設計與完善制度安排,制定適宜新時代曲藝發展的必要政策措施,因而成為有關部門必須及時面對和盡早完成的歷史答卷。

  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文藝乃至文化體制改革的各項措施,有力推進了新時期的文藝繁榮和文化興盛。但也毋庸諱言,制約新時代文藝繁榮和文化興盛的體制障礙與機制弊端,仍然不同程度地廣泛存在。通過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不斷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真正優化和實現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文藝生產經營和管理體制機制,依然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從根本上校準文藝發展的價值指針,推動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健康良性運營的重要保證。如前所述,除了首先解決好人才這個“第一資源”的大問題,著力營造適宜文藝生產和文化消費的健康社會生態環境,在目前尤為重要。其中的價值追求即正確觀念的確立,確實需要秉持嚴肅的姿態與高格的要求。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還是“以人民幣為中心”的經營導向,是一個根本的分野。某些電影作品票房數億但口碑不佳的客觀現實已然說明,文化產品的價值測定,不是僅有一本經濟賬目就可簡單算清的。文藝產品的衡量評價尺度,因而亟待在落實的層面加以切實地貫徹。換言之,如何讓那些深入生活、甘于寂寞、富于情懷、精雕細刻的創演人員潛下心來、安居樂業、心無旁騖、埋頭工作,而不是僅為生計與名利去辛勞奔波、應景蹉跎、蠅營狗茍、媚俗迎合,還需要從政策及管理角度,研究出臺更為切合的可操作性措施,為文藝的繁榮和文化的興盛,創造健康適宜的良好社會生態環境。為此,不妨在大的目標任務等原則性要求相對統一的情況下,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放手讓各地結合自己本地及其文化類型的實際,在具體的機制建立上,實事求是,因地制宜。比如可允許各地尤其是區縣一級按照曲藝品種和戲曲劇種等的傳承發展需要,恢復或建立相應專業的曲藝團和戲劇團,一方面為使這些藝術能夠良性發展提供必要機制與陣地依托,另一方面也為這類藝術的持續高格演進樹立文化標桿。而不是簡單機械地硬性操作,搞一刀切。

  相應地,在為民便民的文藝展演和文化服務過程中,之前的許多做法,也有進一步回溯反思和優化改善的必要。因為,現實的工作效果屢屢表明,很多時候,價值指向的政策引導很對,但具體的實踐操作卻非盡如人意。暴露出來的偏頗與弊端,很值得認真思索。比如,一個時期以來的文藝體制改革,一方面解散了許多地方性的專業文藝團體,使本地的特色文化資源和鄉土藝術,失去了持續傳承和永續發展的專門依托,也無法滿足各地群眾的特色欣賞需求;另一方面,組織了許多國家或省一級的文藝團體送文化到基層。動機良好,效果不錯。但就是資源同質,成本較高。由此觀之,與其千里相“送” ,不如就地取材,立足各地鄉土,著眼因地制宜。在鼓勵文化服務更好地向城鄉基層末梢延伸,引導將精神食糧送到“田間地頭”的過程中,尤其要通過挖掘并激活地方自身的文化資源,引導群眾自創自辦、自編自演、自娛自樂,自主開展文化活動,以增強城鄉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的自我造血功能,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那些“種文化”的呼聲不時高過“送文化”的基層意愿,因而應予特別重視和吸納。

  更何況,在當今傳播媒介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精神文化產品的傳播與服務工作,遠未達致應有的效能。比如各類傳統優秀的經典性文藝節目,完全可以通過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絡,持續廣泛地向基層群眾和偏遠地區傳播,讓老百姓可以更為便捷地自主即時欣賞。但這方面的工作,坦率說還有很大的改進與提升空間。現有的主流傳播平臺包括相關的公共電視頻道,也未就此煥發出應有的動能。如何在國家傳播平臺和現代主流媒體上,搭建文藝欣賞和文化消費的“高速公路”與“天地舞臺” ,創建適應新時代藝術傳播和文化傳揚的應有“品牌” ,對于破解文化供給的不平衡狀況,滿足廣大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實在是一件事半功倍和功德無量的事情,值得有關方面下大力氣研究解決。與此相關,那種不加區分一味相“送”的文化產品配給策略,也十分不利文化市場的健康培育。試想,在人們時常喝一瓶酒抽一包煙就能動輒支出數十上百元而不以為意的當今時代,又有多少人愿意或習慣不時地花費數十上百元錢去購買圖書和買票看演出呢?在老百姓的“口袋”陸續富了之后,怎樣讓他們的“腦袋”也同時富裕起來,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值得特別關切的大問題。這也提醒我們,在文化消費習慣的培養和文化市場的培育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也需要有關方面切實通過政策杠桿加以正確而又有力地引導。

吳文科(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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